（中国网6月24日讯）国新办今日下午2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兼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局局长吴宏耀介绍乡村治理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以下为相关内容实录：
中国新闻社记者:
此前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时，其中之一是管理民主，现在乡村振兴提出的是治理有效，而且是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请问，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做到“三治”并举，如何理解这“三治”之间的关系？谢谢。
韩俊:
谢谢你的提问，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文件的核心就是强调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要回答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治理的内涵和精髓是什么。过去讲社会管理，现在讲社会治理，一字之差，是理念的巨大差别。
治理不是管制，治理不是政府唱独角戏，不是政府单打独斗，也不是单打一。过去我们社会管理，一些基层的同志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套模式管到底、一种方法用到底”，现在这种方法和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形势的要求了。党的十九大、去年和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均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也是《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这个文件的主线。自治、法治、德治是维持乡村治理格局良性运转的不同治理方式。自治是属于村庄的范畴，法治是属于国家的范畴，德治是属于社会的范畴，这三种方式是互为补充、互相衔接、缺一不可的。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要综合利用现代治理手段和传统治理资源，为了降低乡村社会治理的成本，就要综合运用现代治理手段和传统治理资源，要把自治、法治、德治很好地结合起来，积极搭建多方参与治理的平台和渠道，鼓励引导社会和公众共建共治共享，推动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基层群众自治实现良性互动，以党建统领全局，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根本，以德治为引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文件提出要以自治增活力。村民自治是我们国家农村基层民主的一种基本形态，是我们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伟大实践。我们这个村民自治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经过了这30多年的发展，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已经成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对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对维护农民群众的民主权益发挥了重大作用。以自治增活力，需要从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入手，进一步健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机制。刚开始我讲了，这些方面的制度还不够健全。要强化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提高农民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过去20多年，农村3亿多人出来了，现在确实出现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一些地方农民的集体意识在淡化。村民自治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强化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提高农民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让农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农民的事让农民商量着办，凸显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文件提出要以法治强保障。乡村有效治理，法治是前提，法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我们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把政府各项涉农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完善农村法律服务，引导干部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建设法治乡村。
文件提出要以德治扬正气。乡村社会和城市是不一样的，乡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们大多“生于斯、长于斯”。虽然现在城乡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村庄内部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村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乡村社会作为一个熟人社会，它的基本特征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起码还是一个半熟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大家相互知根知底，都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这样一来，就有着因彼此熟悉而产生的一种信任感。熟人社会里我们要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必须特别重视德治的作用。大家知道，在一个大家彼此熟知的村庄中，要是一个人做了不道德的事，这个村庄里的人会戳他脊梁骨的，大家都讲脸面。乡村治理要达到一种春风化雨的效果，就要深入挖掘熟人社会中的道德力量，德、法、礼并用，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村民道德公约等自律规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农民爱党爱国、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增强乡村发展的软实力。
《指导意见》对健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作出了具体部署，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该注意“三治结合”是一种理念，是一种工作方法，应该积极探索“三治结合”的有效实现形式，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